尋找現代世界的起源：<大轉向：物性論與一段扭轉文明的歷史（The Swerve: 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讀後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在10月28日的演說中說：「演化論、大霹靂理論都是真實的，而上帝並不是拿著魔杖的魔法師。」方濟各雖是少見的開明教宗，不過教宗的宣示可以視為教廷的最新表態，意味了天主教對於物質性世界的最新妥協。因為在一個「現代性」的世界裡，天主教也必須調整自己。如果時間回到數百年前當西方世界還在獵捕、燒殺異端的時代，這是完全無法想像的。而西方世界是如何從神學統治的年代走進現代性世界？現代性的發韌無疑是文藝復興，而歐洲人如何開啟他們的文藝復興？歐洲文明有兩個重要傳統，一個是代表心性世界的基督教文化，另一個是可以上溯到古希臘文明的理性主義。在漫長的中古世紀當基督教神學主宰西方世界之時，古希臘文明裡的理性主義、物質主義被束縛在宗教籬圍之內，形成某種禁忌，不過某些人仍斷續朝向上古去索求這些理性主義的思想起源，不過人們如何在神學羅網裡找到遙遠過去的人文力量？這一切很可能起源於一部上古詩歌—<物性論>—的重新出土面世。葛林布萊(Stephen Greenblatt)的<大轉向：物性論與一段扭轉文明的歷史（The Swerve: 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正是描寫這部上古詩歌如何在沉睡千年以後再度回到人間。

<物性論>的作者盧克萊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約前99年~約前55年）是羅馬共和時期的詩人與哲學家，<物性論>是他最重要作品，這部千餘行的長詩演繹了古希臘伊比鳩魯學派的思想精微處，事實上<物性論>也是人們至今唯一能讀到闡釋伊比鳩魯學派思想的上古作品。<物性論>具有某種無神論的氣質，他認為物質構造有其最基本的粒子，世間萬物都由這些粒子構成，因此人類不比其他物種更特殊，我們只是萬物的一部分。而人類靈魂與肉體一樣也是由這樣的粒子組成，因此靈魂也將如肉體般死亡。我們沒有來生，沒有前世。死亡是生命必經之路，因此人生最大意義在於此生，在此生裡尋求生命的自由，因此生活最高目的即是追求生命的愉悅感，意即追求幸福。在基督教會逐漸主宰羅馬帝國以後，這種思想無疑是危險的，因為它挑戰了基督教某些核心教義。在此前提下<物性論>被有意忽視，因此也逐漸不為人知。到了中世紀人們僅能讀到盧克萊修同期其他作家的作品所引用的<物性論>片段。除了這些斷簡殘篇，此時<物性論>早已不復存在。

在印刷術正式問世以前，上古著作主要以抄本形式流傳。羅馬共和時期許多公共的或私人的圖書館收藏著這些抄本書籍—人類的知識。到了羅馬帝國後期，圖書館因為收藏著大量異教思想，或許在宗教衝突中遭到破壞，或許在蠻族入侵時遭到焚毀，曾經保存人類智慧的大量圖書館逐漸消失。經過大破壞之後到了中世紀，殘餘古抄本保存在修道院內（一如安伯托．艾可<玫瑰的名字>的描寫），或許某個僻遠的修道院內依然保有<物性論>的抄本，而這份抄本靜靜躺在修道院的陰暗房間內，等待某個人重新發現它。<大轉向>描寫的正是這樣一段文藝復興式的故事。描寫一位原任職教廷的失勢官員，同時也是中古世紀的人文主義者、書籍獵人波吉歐如何前往僻遠日耳曼山區的修道院，求索上古時代的人文主義作品。他在遙遠的日耳曼修道院裡意外發現了盧克萊修煙沒已久的詩歌<物性論>，波吉歐或許曾以優美的字體重新謄錄了<物性論>，並且將之寄往佛羅倫斯，波吉歐不知道的是這一舉動將釋放在黑暗中沉睡已久的物質性力量，而這樣的力量最終將啟動文藝復興，揭開現代性的序幕。

文藝復興是一個轉向的開始。讓世間從神學世界逐漸轉向到理性的、物質性的世界，以神之名的一切終將揭去面紗。而在經歷了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之後，人們開始溢美古典時代，而這類對於古典時代的美好想像也恰好為<物性論>的思想傳播提供了沃土。我們固然不能說達爾文的進化論或是大霹靂理論都是受到<物性論>的啟發，然而<物性論>重構的世界卻也為進化論或大霹靂理論的現身理好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