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試圖證明人類文明的優劣勝敗決定於所處地理位置與所擁有地理資源，《槍炮、病菌與鋼鐵》幾乎已是經典，開啟了我們對於文明演化的全新觀點。然而我們也知道這個世界上即使處於相同或類似地理位置的人或國家卻也可能有截然不同命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南北韓。因此地理決定論並無法完整說明這類差異。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則嘗試告訴我們，地理的優勢無法長久維持，決定一個國家是興盛或衰敗則是由於它的制度。作者歸納出兩種制度類型，一種是廣納型（民主與自由競爭），另一種則是搾取型（極權與統制壟斷），而採取廣納型制度的國家將在競賽中最後勝出。而那些搾取型的國家即使因為地理資源優勢或是其它因素在初期維持繁榮景象，但是終究無法持久，國家發展最終仍會陷入停滯甚或崩潰。
廣納型的經濟制度提供自由競爭的平台，在自由競爭的過程將啟動進步的引擎。作者引用奧地利學派約瑟夫‧熊彼德的經濟發展理論來說明這種進步的過程。在熊彼德的學說中他把「創新」這樣的概念引進到景氣循環理論中，他認為創新可以改變生產要素的運作、組合方式，進而使生產要素更有效率。能夠發展出更有效率的生產方式的人將能在景氣循環中存活下來。而那些無法提升生產要素效率者將在景氣循環中被市場所淘汰。這樣的創新活動被稱為「資本主義破壞性的創新」。破壞性創新摧毀舊事物可以在市場上取得一個短暫的壟斷性地位，進而獲取一個短期間的超額利潤，但是創新如果不能持續則將被其他創新者所取代。最終被市場無情淘汰。而這就是進步的動力。
但是具備這種創新精神的廣納型經濟制度必須與廣納型政治制度相輔相成因為創新而引起的創造性破壞一定會損及某些既得利益者，如果是在一個榨取型的政治制度下，既得利益者可以透過政治力的干涉終結危及他個人利益的創新活動，創新將嘎然而止，經濟制度退回到榨取型，而兩者互相強化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的迴圈。最後少數權貴與統治者宰制整個國家的資源。相反的，廣納型政治與經濟制度則能形成良性迴圈，不斷推升國家的進步。
目前台灣的主流價值觀應該很容易就會同意作者的結論，而作者得出這樣的結論也非僅是基於對民主制度與自由競爭經濟制度的信仰而已，民主vs極權，民主勝出；自由競爭vs統制壟斷，自由競爭勝出。事實上書中豐富的實證或許看似信手沾，其實都基於嚴謹的經濟數據分析，所以得出這樣結論扎實又沉穩。但是身處台灣，我們知道政治上台灣由威權走向民主，經濟上近年來自由化或全球化聲響又震天，因此無論是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台灣應該是日趨朝向廣納型發展，但是我們真實感受卻是我們的發展已經停滯，我們的所得也原地踏步甚久。回顧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我們的人均GDP尚領先南韓，而後被追平，然後被超越。現在當我們還斤斤計較把南韓當成潛在對手或比較對象時，我們卻驀然發現，今天的南韓無論是其媒體或其評論員，他們所選定的比較對象已經是日本了，在南韓的話語中其實早已沒有台灣。因此如果作者結論是正確的，是否意味台灣其實並未朝向廣納型的制度深化，我們走了岔路，走到相反之路？
理論上一個廣納型國家應能有效杜絕大部分尋租行為，使這類行為不致嚴重妨礙到經濟活動。而台灣有沒有尋租行為？大概不會有人說沒有。至於台灣這類行為是否嚴重損及稀缺資源的運用效率，進而危害經濟公義，可能就見仁見智了。台灣那位愛上女主播的肥立委，他所謂「喬事情」正是標準的尋租行為，此種行徑公認就是貪污，而台北地院卻輕判為恐嚇取財。這是一個開端。從廣納型制度邁向榨取型制度它的開始幾乎都看似獨立的事件，也會被切割開來處理，這類行為漸次累積，當宰制階級控制大部分資源後一個榨取型國家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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