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的隨想

「悲慘世界」被搬上大螢幕了。每回走過圖書館的法國文學區，五大冊遠景出版的「悲慘世界」長久以來總是靜靜躺在圖書館架上，乏人問津。現在隨著電影的上檔，前些天我突然發現五大冊的「悲慘世界」已不在架上，大約被人借走了。電影的魅力、影響力果然是無遠弗屆。這種五巨冊的厚度，若非電影的推波助瀾，真的只能在書架上蒙塵啊。

不過對於悲慘世界情節故事的認識，或許很多人是從歌劇而來。因此更熟悉的是它的音樂。這次改編的電影基本上也是以歌劇的情節為基礎，甚至這亦是一部音樂電影。雨果（Victor Marie Hugo）這位法國浪漫主義的大文豪，一生傳奇，他的作品總是故事曲折飽滿，適於搬上舞台。尤其悲慘世界夾議夾敘法國大革命的時代背景，襯托出主角社會性的命運，極具戲劇效果。除了悲慘世界，雨果的另一部作品「鐘樓怪人」人們就更加耳孰能詳，因為鐘樓怪人的故事已不知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多少回了。

歐洲文明相較於東方文明有一個重要的差異，那就是歐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原罪的觀念是這個信仰的核心要素，這樣的觀念是我們的文化中所沒有的，這也讓歐美文學比東方文學更有興趣去探究人類的心靈角落。「悲慘世界」也是描寫一個罪犯，如何受到宗教感召後決意奉獻一生尋找救贖的故事。

雨果所處的年代是個帝國主義征伐全世界的年代，同時也是革命燃燒的年代。那個年代是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的初階段，市民階級雖已初興，但延續著貴族宰制年代的掠奪與剝削仍是當時社會經濟的特徵。雨果的祖國法國則是歐洲革命的震央，各種社會/體制實驗與政治思想都在彼時彼地發生。雨果的作品深刻的人道主義色彩也是其來有自。因此在那如繁花盛開的十九世紀的思想花園裡，偉大時代總是不斷綻放偉大的文學。可以這麼說，十九世紀的文學是充滿「人」味的文學。那時，文學不僅是文字遊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