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則新聞，一則是中國保釣運動中引發的一系列打砸搶事件，另一則是位於中國太原的富士康工廠工人引發的兩千人騷動事件。兩個事件時間接近，引發事件原由則不相同，但是如果深入去看事件主角身分背景，或許會發現這兩個事件其實是同一個社會現象不同的呈現方式。
在保釣的打砸搶事件中，依據新聞報導指出，各城市的涉案者他們的背景有一個共同點，即是外來人口、年青、無業；富士康事件則是外來人口、年青，差別是他們就業中。兩起騷動事件主角都是年輕民工或民工第二代，這樣的社會現象，在經濟飛速發展的當代中國已非新鮮事。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來自農村的這些民工貢獻了他們的青春與血淚，締造了GDP規模成為世界大二大的經濟奇蹟，但是整個經濟成長的甜美果實，他們卻僅享有最小的份額。隨著經濟成長，貨幣供給與物價逐漸騰飛。而由於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這些來自農村的移民實際上很難在城市裡落戶生根，也無法享有城市居民的教育、醫療等福利，而在城市物價上升過程中，這些農村民工卻成了第一線受害者。
真實的農村生活可能不是電影畫面或文藝想像中的浪漫。農業的生產特性，讓這行業天生具備了不穩定性與高風險，榮枯的快速波動以及在榮景時可能產生的大量人口，在荒年時都迫使過剩人口遷移，事實上即使是收成好的年月，生活也依然是艱辛的。因為歷史上各國的農業政策，通常都是基於掠奪而進行高壓管理。因此口耳相傳的遠方城市的繁榮發展成了這些農民的機會。而近代以來工業都市的快速發展更吸引了那些陷於絕望、飢餓邊緣的貧困農民，「渴望改變現狀」驅使他們前仆後繼地前往那憧憬中的蜜與奶之地。
事實上經濟的發展在型式上就是一種都市化的過程。隨著移民湧入，城市不斷擴張他的領域，新來的移民在經濟上處於相對弱勢，從事著最低階的工作，也可能居無定所，但來自同一故鄉的人或許會慢慢聚集起來，互相照應，在城市的邊陲形成自己的聚落。這些都市聚落通常是新移民來到城市後的第一個中繼點，是這些農村移民來到這裡尋求融入城市生活前的一個過際站。在英國記者道格桑德斯所寫的「落腳城市（Arrival City）」這本傑作中，即描寫了許多關於這些城市新移民聚落的動人故事。而道格桑德斯稱呼這些新移民聚落為落腳城市（Arrival City），事實上也是極為傳神的點出這些聚落的特點。
但是不當的移民政策或城市規畫政策，卻會扼殺這些落腳城市的發展力與創造性，因此新移民聚落也常常成了城市中最貧困和危險的所在，變成城市原住民或管理者欲去之而後快的所在。這是惡性循環，完全阻絕新移民融入城市的可能，阻絕新移民向上攀升的機會。於是貧民窟成了落腳城市的代名詞，成了城市的毒瘤。
當第一代的移民歷經艱辛來到城市，他們忍受各樣惡劣生活條件，窮居在城市邊緣一隅，經過多年之後仍然貧無立錐之地時，那這些移民的第二代就更無翻身可能，糟的是，移民第二代和鄉村可能已失去聯結與認同，而他們又和第一代一樣是城市的局外人，回不去故鄉也進不來城市成了這些移民的困境。這樣的困境逼迫這些人的人生不斷失速下墜。最終成了城市的動亂根源。
事實上合理的、友善的移民政策可能改變這樣的現狀，在「落腳城市」一書中，道格桑德斯詳細介紹了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蓋奇康度」（gecekondu）的發展，鄉村移民如何在政策配合與居民努力下，跳脫出局外人的困局，逐漸改變了自己與城市的命運。依作者的觀察，部分歐洲城市中的穆斯林社區保守的程度甚至超過他們來自的故國，因為絕望與無助導致他們朝極端的方向發展，成了某種極端主義的溫床，倒是如果反過來，在產權自由化與政府投入資源協助，這些保守社區會綻放生命力，一如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蓋奇康度」。
回到最前面的兩則新聞，如同「落腳城市」中的那些孕育自絕望都市角落的黑幫或恐怖活動，這些最激情的民族主義者正是來自於最絕望的城市角落。經過了三十年的發展，中國城鄉差異已大到「一國兩制」程度，這也是無論廣東如何提高工資也改變不了缺工的現狀，而只能趕走一批產業外移而已。產權改革，已經是中國必須面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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