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書寫常常是政治的產物，或者說是各種政治觀點互相妥協之後的產物。因此詮釋歷史事件、臧否歷史人物所依據的觀點難以避免是服務政治需求與目的，而未必能真正還原歷史現場的時空情境。尤其是台灣史更是如此。傳統的台灣史其實是中原大陸視角的，在這視角之下，台灣彷彿是大陸的一部分，歷史的書寫重心集中在土地的爭奪上，在這樣的史觀下，我們只會看到誰佔領了台灣，誰又光復了台灣等等，而台灣的海洋與島嶼特性基本上都隱形了。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大陸型文明，鮮少對於島嶼的想像，島嶼之於大陸只是邊緣地帶的延伸。而古典西方起源於地中海沿岸，地中海沿岸島嶼星羅棋布，從聖經時代開始，這裡的人們即已展開航海、商業與貿易，島嶼連結了西亞、埃及與希臘各個城邦，人們視野不受到海岸線的侷限。這是陸地型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差異性。
漢字與儒教是漢文化的核心要素，如果以這兩者的影響作為基準，東亞地區應可以稱為是漢文化圈，東亞地區幾乎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響，即使孤懸海外的日本與琉球也早在7世紀（也許更早）即開始受到漢字與其典章的洗禮。不過在東亞地區卻有一個例外，這個例外是一個緊鄰亞洲大陸的大型島嶼，它與亞洲大陸的距離平均僅約180公里，卻始終在這個文化圈的輻輳帶之外，它彷彿是孤立的飛地般存在，遲至17世紀之後才逐漸進入漢文化圈的雷達範圍。這個獨特的島嶼就是我們台灣。而台灣為何如此特別?為何如此緊鄰中國，卻又始終在中國的朝貢體系之外?中國歷史上在17世紀之前鮮少有關於台灣的紀錄，台灣之於大陸始終是個化外之地，是漢人「天下」之外的世界，如果只從大陸視角來看是難以理解這個現象的，只有從島嶼連結的角度與台灣的地理形勢才能明白他背後的原因。
眾所皆知，台灣山高水急，由中央山脈流向台灣海峽的溪流每年夾帶大量土石入海，同時也在岸邊不斷堆積，而沿著西部海岸線若非寬闊的潮間帶就是變動不居的沙洲，因此台灣西部海岸線是變動的，兼且缺乏彎曲岩岸，因此台灣的西岸缺乏良港，任何稍微大型的船隻想要靠近台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船隻必須停泊於外海再更換小舟靠近、甚至得涉水穿越沙洲才能登岸。在風帆時代，大陸漁民能靠近、停泊的只有澎湖，台灣島是難以接近的。面相大陸的台灣島西岸，基本上是在連結東亞沿岸港口、大陸外環島嶼的網絡之外的。而台灣與海洋的連結主要是在背離大陸的東岸，從蘭嶼、綠島、台東往北到琉球，往南到巴丹、呂宋。台灣西海岸就彷彿是一個天然屏障，擋住了外來人、事、物的入侵。地理位置雖然在位在自七世紀以來就形成的東亞沿岸到東南亞、西印度次大陸的交通線樞紐，卻始終未能納進這個航線之內。這樣的地理條件與日韓相比，台灣西部原住民因此缺少了外來文化的刺激，沒有諸如佛教、馬匹、文字等傳入，也因緣於這樣特殊地形保護，加之島內河流隔離出的生活圈，早期島嶼的社會型態遂無法向國家型態演化。
以上情況到了十七世紀，隨著地緣因素、氣候、航海技術等改變，台灣的命運也終於要迎來驚天的巨變。十七世紀對於台灣島而言是個改變的年代，而影響島嶼命運的巨大因素將來自於島外。台灣作為一個島嶼其命運與周邊地緣很難不存在強烈的利害關係，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如此。台灣作為一個無國家結構的中大型島嶼，許多世紀以來憑藉天然屏障的緩衝緩解了外部衝擊，始終能保持自身的自主性，到了十七世紀將首次面臨外來國家武力接觸驟至衝擊，台灣的面貌也將無可避免的劇變。
最早來到台灣的外來國家型武力是荷蘭人、西班牙人，隨之而至的是東亞海商武力鄭成功，最後是清王室。台灣遂被逐步被推向了近代史的舞台。我們如果以傳統的中原史觀看這這一段歷史，就會視為是大陸歷史改朝換代的輪迴上映縮小版。故事與結局幾乎都像是寫好了的劇本。而這樣的視角難免僵化與偏頗，我們將會看不清歷史的關鍵處以及這一段磅礡巨變的時代對於現今島上人們所應有的啟示。
十七世紀初期之時，幾個因素的匯合，導致東亞地區貿易利潤遽升，也吸引各方勢力競逐這塊大餅。首先由於新大陸與日本的白銀豐沛產能，龐大的貨幣供給，形成了一段長時間的經濟繁榮；其次由於朝鮮戰爭，明王室因此與日本交惡，遂斷絕與日本直接貿易，但並不禁止於第三地進行間接貿易。而日本則因國內島原之亂，禁止天主教活動，並驅逐了西葡等天主教國家。長期在歐洲與天主教國家西葡等征戰的新教國家荷蘭，適時掌握了這個機會。荷蘭人進取大員(今安平)無疑是為了取得東亞貿易的一個中繼點，前面所提台灣西岸不利大船靠岸的問題，到了十七世紀荷蘭人終於憑藉其優異的海上航行能力與先進城堡建築工學予以突破。台灣島開始被納進了島嶼網絡之內。當歐洲勢力進入福爾摩沙，歲月靜好數世紀的福爾摩沙島面貌也將劇變，當荷蘭人以武力懾服了平埔族原住民後，荷蘭人在台灣這些作為，這也為後來洶湧的華南移民鋪平了道路。雖然這並非荷蘭人的本意。
除了荷蘭，其他競逐者還包括了東亞地區的海外唐人商業武力，主要是鄭芝龍父子。
荷鄭雙方一直處於既競爭又合作的狀態，鄭氏據點主要在福建安海金廈，鄭芝龍接受明室招安後，彷彿取得貿易專賣權，因此實質上明鄭兩造可視為是政治與經濟上的合作夥伴。明清政權交替之後，鄭芝龍也想嘗試對新的統治者複製他與明室那樣的關係，卻不料被清軍擄至北京。鄭成功繼承鄭氏勢力後，鑒於父親經驗，鄭氏明白他已難再與清室合作。對於像鄭成功這樣的以貿易為生的海外唐人，他最終會意識到，如果要維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變，唯有取得屬於自己的海外根據地，這或許是鄭成功最終排除內部異議，決意孤注一擲攻打大員的原因。
到了十七世紀晚期，國際地緣型態丕變。首先是白銀來源枯竭，中國也久經戰亂，東亞經濟開始進入蕭條期，貿易利潤縮減。而1684年康熙朝做出開海決定後，中日之間已能直接往來，第三地轉口貿易量重要性下降。此時東寧台灣到了鄭氏第三代鄭經掌權，他一心想恢復父祖時期的繁榮貿易榮景，實際上國際大環境早已時不我予。東亞海商活躍的時代已經遠去。鄭經處於父祖的陰影下，無法看清時代的轉折，此時台灣島的經濟命脈正從貿易要轉向農業生產了，而他在此著墨過少，最後東寧鄭氏因為缺糧問題，被迫向清廷投降。台灣島也因此失去的自主性。清廷對於台灣的統治是疏離的，清治200年間，台灣也愈來愈顯現出其於帝國治下的邊陲性。一直到甲午戰後，台灣讓與日本，這個情況才終於改觀。
史前的台灣始終維持著自主性，孤立於東亞世界之外。一直到荷蘭人打開台灣的大門，台灣才開始被納進近、現代史的洪流中，這個囿於當時地緣等因素，帶有妥協意味的商業決策，也意外改變了台灣住民的組成，這也是這本書<島嶼歷史超展開：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人們與臺灣>書名的原意，在這個決策之後島嶼的歷史於焉展開，從荷蘭人建立大員之後，原本無國家的島嶼便開啟了國家化的進程，島嶼住民的組成快速改變，不變的是生活在這個島嶼的人民始終都在爭取自己的自主性與獨立性，而這個過程至今仍在持續。
書名：島嶼歷史超展開：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人們與臺灣
作者：鄭維中
出版社：春山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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