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先生是香港知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1936年出生於廣州，1948年遷居香港。曾主編過對華人世界影響深遠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等刊物。少年的李怡經歷了抗戰及國共內戰，中學階段就讀香港左翼學校，一如那個時代的青年，滿懷著對社會主義未來的美麗憧憬，夢想建立一個平等、正義、沒有壓迫的新中國，因此年輕時期左傾似乎是很必然的了。
李怡先生自陳這本回憶錄是細說自己「一路走來的失敗的人生。」李先生說，他「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他回顧「一生的追求，卻是不斷的感受理想破滅、價值敗壞的悲哀」，這即是他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唯有勇氣才是永恆」<失敗者回憶錄>的扉頁所印的這行字是全書的宗旨。作者說他不以有勇氣自豪，相反地常以自己缺乏勇氣而自責，他說文革之時即已親身經歷了集權的重擊，然而當時卻沒有勇氣掙脫左派的桎梏，無法否定自己，沒有勇氣檢討自己長期的價值觀。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北京之春破滅才真正脫離左派。李怡身處冷戰的前緣―在冷戰歲月裡華人世界唯一的自由之島香港，在此，他見證了兩岸政權的更迭巨變，台灣如何從威權逐步走向民主，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記錄了兩岸無數的第一手報導。而當東方明珠由璀璨而漸至蒙塵失色，更在他暮年之時目睹了香港青年對於自由爭取的不懈抗爭，這使他悔咎於棲身左翼之時熱情宣揚社會主義的錯誤，而壯年之時已認清共黨真相卻未及時脫離左派，這樣的悔咎心情是他將自己回憶錄書名題為失敗者的緣故。
然而對於社會主義懷抱憧憬與信仰的不僅是李怡先生及他那個時代的熱血青年，這也是無數代青年曾有過的信仰與憧憬，對於社會主義主張公平理念的推崇與追隨。任何一個國家、社會都會有不平等，窮人與富人的生活形成強烈對比；因此，主張經濟平等的社會主義，對於充滿正義感的青年人而言，有著致命的吸引力。社會主義的革命或改革，宛若許你一個鮮花與蜜的新世界，那像是一個平等沒有剝削的烏托邦。而要達到這個烏托邦，必然得經歷一個分配的過程，社會主義的核心其實就是分配。
為了公平分配的大業能夠執行，無論何種類型的社會主義都必定主張政治/政府干預經濟活動，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最極端的共產主義，它所有的經濟活動都不再是獨立的，而必須附屬於政治之下，所有人必須交出自己的經濟自由。這就是共產主義者必須把所有生產工具收歸國有形成國有制原因，因此共產主義治下的國度所有人的勞動所得都將歸為集體所有，然後再由集體來進行分配。雖說是「集體」，分配的工作終究仍得由少數人來執行，只要是由人來執行這個工作，就會衍生出特權―政治上的特權，執行分配的那些少數人就會擁有這項特權。這個政治特權進而可以為自己謀取經濟上的利益。證諸實行過共產主義制度的國家，莫不如此。為了創造經濟平等，衍生出了新特權。尤其這種經濟平等，還是均貧式的平等。人們為了實現經濟平等，交出自己的經濟自由，最後卻得到了一個均貧式的虛偽平等，同時也失去了自由。
而當集體制的共產社會引入了「市場」機制後又會如何呢？在原來沒有市場機制的共產社會中，政治特權只能為自己謀取一定份額的經濟利益，例如你可以優先分配到一些稀有財等等。但是當引入了「市場」機制後，這個政治特權變成了可以出售的「商品」，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裡不斷出現的「官倒」等現象，利用特權低價買進稀有財再高價出售，即是這種政治特權的商品化。而「官倒」等不公平現象，最後成為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的導火索。
歷史上的社會主義者們相信一個「道德準則」，他們認為目的可以使任何手段成為正確且合理，因此可以「只問目的，毋論手段」，我們習以為常的倫理道德觀，在社會主義的理想大旗下是皆可拋的，共產主義者們為了達成經濟公平這個目的，任何的暴力或暴政都是被允許的。因此在社會主義的「道德準則」之下最終只會形成極權統治。
上世紀的冷戰時代人類進行了一場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體制實驗，把百餘年來的社會主義思想真正付諸實行，今天我們已經知道這是一場徹底失敗的社會工程實驗。理想早已崩毀如雲泥。以有形的體制之手進行強制分配只會衍生更多不平等。人類社會由狩獵採集時期進化到農業時代、乃至工業時代，人類文明的進步，所依賴的從來不是分配，而是合作，人類的合作並非由某個團體或個人以強制力執行的，而是亞當斯密所說的「無形的手」所促成的，所有人依照自己的專長自由選擇進行分工，然後進行勞動成果的交換。「分工」與「交換」就是人類合作的過程。而人類的合作才是推進文明進步的真正動力。我們根本無須為了虛妄的平等而犧牲了個體自由。
書名：失敗者回憶錄
作者：李怡
出版社：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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